李约瑟：20世纪的文艺复兴人

2000-08-09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年）博士是当代著名的学者、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家。他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英国学术院院士（FBA），1992年英国皇室授予他勋爵。他也是中国、美国、丹麦等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的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以及他在国际学术界的活动，为世界了解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李约瑟的影响似乎还不仅仅限于学术，他引起了世人特别是中国人多方面的兴味、思考乃至纷争。今年是李约瑟诞辰100周年，我们特辟出较大版面（本报8月23日相同版面仍有重头文章刊出，敬请关注）刊登相关文章，为了纪念，也为了进一步的思考。

李约瑟的成功与他的特殊机缘

□何丙郁

我先讲一桩旧事。李约瑟写作时必选择一张最大的书桌，然后把众多参考资料置于其上，在外人眼里他的书桌是乱七八糟的，平时他也不收拾，并且警告服务员千万不要弄乱书桌上的东西，每次文稿告成后他才整理书桌，准备新的写作来临。李老在1995年3月24日与世长辞的前一天，他要管家来整理书房的书桌，也许他心中觉得自己一生的事业已经完成，等待下一步人生旅程的来临，而做一个象征性的留念吧。可惜有几人懂得他的心意呢？

1983年12月，已故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香港大学演讲时，提到了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序言中所说的写作这样一部书必需具备的六个条件：①必需有一定的科学素养；②必需熟悉欧洲的科学史；③必需对欧洲科学发展的社会和经济背景有所了解；④必需亲身体验过中国人的生活并有机会在中国旅行；⑤必需懂中文；⑥必需得到很多中国科学家和学者们的指导；然后他又补充了两个条件，那就是：⑦必需对中国的考古发掘有所了解；⑧必需活到80岁以上。试问古今中外，除了李老一个人，还有谁具备全部这些条件呢？这里我不禁要问自己，这些是否就是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全部必要条件，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还需要其他的条件吗？中国是否无人，要靠一位外国科学家来替它写自己的科技史？李老今已作古，今后该如何呢？这都是我们应该正视的问题。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面对事实，而不要把李约瑟当作一个偶像。试问假如承认了他所归纳的六点是必要条件，而世界上似乎只有李老一人才具备资格，那就没有别入可以担当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份差事了；既然没有人可以继续编写这套书，位于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是否要关门大吉呢？我们不妨用事实来答复这个假设。由白馥兰（Francesca Bray）独著的农业分册，或由钱存训独著的纸和印刷分册，或从最近出版的由叶山（Robin Yates）执笔的军事工艺分册，都博得好评，其销售效益同李老亲笔所写的也没有显著的分别。以上三位学者都不全具李老所举的六个条件，例如他们都不是理科出身，连第一个条件也不符合。不但如此，李老生前选定的所有合作者中也没有一人全部具备这六个条件，但是他们都在某些方面有胜过李老之处。我们可以坦诚地对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人们说，搞中国科技史未必要具备李老提出的全部六个条件，但是这些条件越多，对研究的帮助越大。

李约瑟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导致不少前人的工作都被他的光辉遮盖了，这不能怪他。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切不可误认李约瑟是中国科技史事业的唯一先驱。本世纪20－30年代，一些前辈学者在这方面已有相当的贡献。例如数学史有李俨和钱宝琮，化学史有30年代曾在中山大学现址讲授化学的吴鲁强；可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版前的一切有关研究成果，并没有唤起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科技史的注意。相反《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书在第一卷尚未出版时，已受到国际、尤其是英国的科学家和汉学家的注意。这有以下的原因：①他是一个成名的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②他和中国有特殊关系，包括从抗日战争至朝鲜战争时期；③他的书是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在整个西方学界有很高的声望，经过该社出版的书可说是一登龙门，身价倍增。当然也有很多人反对他，同情者固然希望看到他的著作，有些反对者也想看看结果他能写出什么东西，尤其是当时西方的多数汉学家们，他们都觉得只有他们自己才具备足够条件来书写有关中国的事情。另一方面，50年代中国这头东方睡狮正在醒来，开始引起世界的注意。《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一至卷三在这机缘中相继问世，自然博得高度的评价。中国科技史也因而开始获得世界学术界的公认。

在本世纪50年代，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的巨著，也许的确必须具备李老所说的六个条件，还要有一个能够引起广大读者注意的环境。我认为这是一个旷世巧合，也可说是机缘。1991年，我在《中国科技史料》上发表的一篇介绍鲁桂珍博士的文章中说，假如没有鲁桂珍，就不会有李约瑟，而只有一个在生物化学领域的Joseph Needham。鲁桂珍很欣赏这句话。她还念给李老听，博得一个会心微笑。长期以来，李老都是靠他的合作者们翻阅《二十五史》、类书、方志等文献搜寻有关资料，或把资料译成英文，或替他起稿，或代他处理别人向他请教的学术问题。他的合作者中有些是完全义务劳动。请诸位先生千万不要误会我是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诉苦，或替自己做些宣传。我只是请大家正视一件事情：那就是请大家认清楚李老的合作者之中大部分都是华裔学者，没有他们的合作，也不会有李老的中国科技史巨著。李老在他巨著的序言中也承认这点。我还要提及另一个常被忘记的事情，那就是李老长期获得中国政府以及海内外华人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连他晚年生活的一部分经费都是来自一位中国朋友。换句话来说，我们要正视中华民族给李约瑟的帮助，没有中华民族的支持，也不会有李约瑟的巨著。假如他还在世，我相信他也不会否认这个事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中国科学技术史》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努力的成果。

做过以上的解释之后，我就可以简单地回答自己常遇到的一个略带沙文主义色彩的问题：这就是中国是否无人，而要靠一个外国科学家来替她搞自己的科技史。刚才我己经指出，关键不是个人是否具有才华，也不在中国人或者外国人方面，而是在当时的环境，恐怕只有李约瑟一个人有这样的福气。退一步来说，50年代中国确有好几位优秀科学家具备类似的潜质，科学上的成就也不比李老差。可是引述一句一位皇家学会院士对我说的话：院士到处都有，我从来没有听说李约瑟搞中国科技史是英国科学界的损失；可是在50年代，要一位钱三强或曹天钦去搞中国科技史，恐怕是一件中国人绝对陪不起的买卖。

我相信会有些人怀疑，在李老离开人世以后《中国科学技术史》将半途而废。但我也清楚，这是中国人民的事情，中国人民不会坐视不理的。李约瑟生前仅能看到其计划的将近一半册数出版，其实他已实现了自己的初衷，就是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从来就有自己的科学和技术。假如他按照50年代原订7册的计划，1975年已经出版8本书，他的计划可以说早已大功告成了。可是他后来不断修改计划，增加册数，最终达到一个超出原定4倍的有弹性的数字。自从70年代以来，李老心目中已经没有一个固定册数的目标了。在他还未考虑增加原定的7册册数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信心能够活到完成这套书的年龄了。看来他临终前整理自己的书桌就是要告诉别人，该做的我已经做了，其余的事是你们的了。

（作者为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澳大利亚Griffth大学教授。经本人许可，本文从其《如何正视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26卷2期）一文节录改写）

李约瑟视野中的印度科学

□［印］B．V．Subbarayappa

李约瑟是以其具有普遍性和开阔性的远见卓识而闻名的，尤其表现在他对中国和域外文化可能的交流方面。在他的系列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诸卷中，这位汉学家表明了他熟谙中国与印度科学、中国与阿拉伯科学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例如他正确地指出来往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佛教徒扮演着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尤其是几个从中国去印度的求法者，如著名的法显、玄奘以及义净等人，在中印文化交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五世纪到七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一些印度科学典籍如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算法、婆罗门阴阳算历、婆罗门药方等等。虽然对于这些典籍的内容我们所知甚少，但它们在中国的出现却表明中国学者对印度科学知识的兴趣。

李约瑟对印度对中国科学的影响持谨慎态度。他说：“此刻还很难编出一份对照表，来说明在科学技术方面印度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这个问题几乎在每一专门领域内都会出现。有一些基本概念，例如天文学中二十八宿的赤道系统和医学中的元气理论，很可能都是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概念中产生，然后由印度人、中国人和希腊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加以发展的。”他还指出古波斯是巴比伦思想向中印两国传播的中继站之一。

当讨论到星宿和“纳沙特拉”（古代印度天文学中沿黄道分布的星群）的起源时，他简洁地指明了印度和中国情形的不同并断言：“有关印度‘纳沙特拉’产生的文献证据还没有找到。”为了进一步理解天文学思想的交流，李约瑟试图详细地了解印度的“纳沙特拉”系统与中国二十八宿位置上的差异。根据他的研究，中国的二十八宿距星中，只有九个与印度“纳沙特拉”中的联络星相同；其他的十一个，虽然与印度的在同一个星座中，却没有一个距星与之相同；至于另外八个距星，甚至与印度的不在同一个星座中，这八个中的两个就是织女星和牵牛星。他还发现，在印度的“纳沙特拉”系统中星的分布要比中国星宿的分布分散一些。

李约瑟关于某些数学概念交流的观点也是相当新颖的，尽管尚存有争议，例如他对十进位值制中零的产生的论述就相当有意思。他认为“道家神秘主义的‘无’，对于发明零的符号所起的作用可能并不亚于印度哲学中的‘虚空’概念。事实上，最早的零的符号是在中印文化交界区域处刻有年代的碑文中发现的，这一点似乎很难说是一种巧合。”

李约瑟有关数学思想是由中国向东亚和西亚传播的观点引人注目的，但他也把关于应用三角术的荣誉给了印度数学家，三角术曾经被阿拉伯人吸收并传到了欧洲。至于在中国典籍中出现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和不定方程，李约瑟似乎没有详细地考察它们在印度的发展情况。

李约瑟说：“古代中国人是具有很强现世观念的人，他们热爱生活，热心于生活中的欢乐。因此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上的祷文中，最为常见就是寿、长命这些词，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同样的情形在商代早期的甲骨文中也可以见到。”由于追求长命，物质不朽的观念成了被珍视的目标。在这个方向上，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在寻找长生不老的草药。《梨俱吠陀》中“不老药”或“不死草”在波斯古经中被叫做soma和haoma。《梨俱吠陀》中至少有120多首赞美诗提到了soma，而haoma这种植物只在波斯古经中有五处描写到它。无论如何，soma这种长生不老草的应用起源于印度和伊朗。李约瑟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并把它与长寿法内容中的金丹（goldenelixir）以及中国炼金术的起源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可能是印度、伊朗的soma和haoma促使中国人去寻找长生不老药。

李约瑟对印度的原子论也提出了新的见解。他正确地指出：“无论是在婆罗门教的Vaiseska和Nyaya哲学中，还是在异端的耆那教和Ajivika学派那里，都可以找到有关印度原子论的描述。这些原子理论的源头也许和希腊的一样古老。阿拉伯原子论兴起较晚，很可能是在9－10世纪由al－Ashari和al－Razi开始的，但专家的研究表明阿拉伯的原子论不是源于希腊而几乎是印度古原子论的翻版。无论如何，印度的原子理论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2世纪都是一个变化的思想体系；它不像欧洲那样，从公元2世纪被埋没直到17世纪才被重新发现。Vaiseska和Nyaya哲学和耆那教、Sautrantika佛教的信徒，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构造并使之完善。根据李约瑟，Vaiseska和Nyaya的形式逻辑和其他成就都曾经在6世纪的上半时期传到中国，但是众所周知原子理论并没有在中国扎下根。

李约瑟对印度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的考察主要依赖于其他学者的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要像他对中国资料所做的那些令人钦佩的研究一样，把浩如烟海的印度梵文资料浏览一遍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他的关于中国科学和文明的学术巨著对研究印度科学史至关重要，他对印度科学若干方面的广泛思考和洞察力都是非凡的，这些同样是印度历史学家灵感的源泉。

（作者为国际科学史学会现任主席，印度班加罗尔世界文化研究所教授，此文为本报专稿，宁小玉译）

纪念李约瑟活动预告

●中国科技史学会第6届代表大会将于8月22－24日在北京京民大厦召开，路甬祥、席泽宗两位院士共同担任学会理事长，柯俊院士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本次大会的主题之一是“纪念李约瑟百年诞辰”，8月23日上午将由多位中外学者进行大会发言。

●由浦东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等单位发起，8月29－31日将在上海虹桥举行“纪念李约瑟博士百年诞辰暨中国科技发展研讨会”，胡道静先生出任学术总顾问。

●台湾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将与英国李约瑟研究所和台北中研院一道，于12月8－9日举办“纪念李约瑟百年诞辰科技史学术研讨会”，会前还将举办“李约瑟与抗战时的中国科学”专题展览，大陆学者潘吉星已被邀请与会演讲。（梦隐）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简介与书目

《中国科学技术史》（或译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原名：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按照当初所拟的提纲，这部著作分为7卷出版，但随着收集的材料越来越多，研究更加深入，从第四卷起就分册出版，最终将为7卷34分册。李约瑟逝世后，这项巨大的工程正按照李约瑟的计划由世界各地的中国科技史家继续，目前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18个分册。

1954年该书第一卷出版时，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J．Toynbee，1888－1975年）曾评论说：“李约瑟著作的实际影响，正如它的学术价值一样巨大，这是比外交承认更高层次的西方人的‘承认’举动。”除中国海峡两岸和日本在出版这部巨著的全译本外，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丹麦、德国、墨西哥及香港也出版了节译本。中国科技史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一门学科，主要工业国家都已建立了中国科技史研究机构，并自1982年以来，每2～3年就有一次中国科技史的国际会议。

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就指示要把该书译成中文出版，1975年由科学出版社分7册出版了原著的第一和第三卷。1986年底，中国科学院会同中国社科院以及一些部委，组织了专门的翻译出版委员会来主持翻译工作，出版新的中文全译本。目前已出版了4册，其余正在印刷或翻译校订中。

《中国科学技术史》各卷书目

＊第一卷　导论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54年

＊第二卷　科学思想史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56年

＊第三卷　数学、天学和地学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59年

第四卷　物理学及相关技术

＊第一分册　物理学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罗宾逊

（K．G．Robinson）部分特别贡献；1962年